脱胎于田野调查的电影。Bertucelli说自己当时想拍一部关于突尼斯的电影，恰巧在书店看到了Duvignaud当时的新书，一部有关突尼斯村落Chebika的民族志。然而突尼斯当局并没有允许拍摄，因此电影拍摄于阿尔及利亚，而条件是“故事发生在突尼斯而不是阿尔及利亚”，于是民族志彻底变成了虚构。

#阿尔及利亚青年电影# “观看者”的目光总是被假定于镜头之外，直到影片尾声，在一阵嘈杂的机械轰鸣声中，借助交通工具的位移而急速抬升的摄影机视野倏地移开被俯视的女孩，身形景别愈加缩小，最终几近被无边无际的黄土所淹没，揭示出“第三者”的在场——直升机内的摄影师。 如此开诚布公地“技术失误”并非单纯顺应自反意识的做作与怯懦，炫技式地打破第四面墙，而是Bertucelli一次真诚的展现——展现出电影内容的局限性，也是一种第三世界民族文化书写的困境，即以自身语言书写的不可能、以他者语言书写的不可能以及不书写的不可能，它使观者从女性意识、民族意识觉醒的神话中惊起，装配有“死亡”的飞机视点近乎决绝地宣判了女孩企图逃脱命运的枷锁、土地的桎梏的结局。 2022.12.16

新颖的电影语言，结合民族电影和政治寓言

TRC 3.7

虽然影片在某些方面存在不足，但对于喜欢这类题材的观众来说还是值得一看的。